随想录：十年磨一剑，原不为封侯

十年磨一剑原不为封侯

  —— 纪念《律师文摘》创刊十周年的随感录

作者：张星水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的纪念，也是《律师文摘》成立十周年的纪念。两件事情，一件是政治领域的历史大事件，一件是法律领域的文化小事件，在常人眼里看来表面上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但是殊不知这两件事情同样值得我们法律人隆重纪念。因为，辛亥革命传播的是民主自由与宪政共和的天下为公之治国思想；而《律师文摘》传承的是民主法治与自由人权的公平正义之司法理念。前后二者虽然在历史影响力上大小悬殊，但是于内在本质，即所要实现的核心价值观上却显得颇为相近，可谓：如出一辙，一脉相承，同源同宗，相得益彰。顺道诙谐调侃一下：一百年前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与一百年后的《律师文摘》的主编孙国栋先生都姓孙，兴许五百年前本就是一家人（我的友人中还有一位孙姓人氏：孙大午，他多年之前就怀着景仰之情在自己的庄园里为共和之父孙中山先生树立了一座汉白玉的雕像，我亦去参拜过）。所以，作为孙中山总理的崇拜者，也作为孙国栋主编的好朋友，我既撰文纪念辛亥革命的百年沧桑巨变，也撰文纪念《律师文摘》的十年风雨历程，这样既符合宏观命题与微观命题之间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历史逻辑辩证法，大与小是相对的哲学概念，大与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范畴；儒家公羊学有大义微言之说，辛亥革命之精神无疑当属“大义”，而《律师文摘》之宗旨则属“微言”。故笔者将大小二者联系起来一并思考和纪念的想法亦符合明末杰出的哲学家王船山在针对程朱理学扬弃的前提之下所秉持的“推故而别致其新”的《中庸》观。

十年的光阴，三千六百五十次日月轮回，对于广袤无垠的浩瀚宇宙和日月星辰而言，当属稍纵即逝的沧海一粟，既无足轻重，更无足挂齿。但是，对于相对渺小卑微的人类社会而言，则说久虽不算久，亦说短不能算短，毕竟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也只在地球上存续了五千年而已，至于人类社会最早的成文法典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距今也才不过三千多年的历史，而孔子的《春秋》和《论语》以及老子的《道德经》，包括基督教圣经的《新约》距今还远远不到三千年。故对于《律师文摘》的十年寒窗而言，正如曹雪芹著述《石头记》时的“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宵衣旰食，国栋仁兄这历尽甘苦的“十年树木”的确属于意义非凡。而且，颇为巧合的是，我所任职的京鼎律师事务所今年也刚好度过了它十周年的生日，这足见“京鼎”与《律师文摘》之间的缘份不浅。作为亲历见证者，我有缘目睹了《律师文摘》一路坎坷，踯躅前行，这本从表面上看似不算是很厚重的书册，却承载着当代法律哲人的理想与情感，凝聚着当代思想者的信仰与追求。追忆十年前，孙国栋等诸位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法律人艰辛创业，怀揣美好的愿望创办了这本全新刊物，公元2001年，《律师文摘》以一种舍我其谁的文化霸气兀然横空出世，立足民间学术立场为中国律师这个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呐喊助威，这在业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褒贬不一的评价纷至沓来。通过十年的行走、学习、探索、磨砺、积累和升华，正如国栋主编自己所言：十年征程，筚路蓝缕。在知识信息爆炸、网络资讯日益发达的当下浮躁社会氛围里，《律师文摘》凭借自己特立独行的方式和落拓不羁的姿态，从一度惨淡经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枝繁叶茂，茁壮成长，茂林修竹，修成正果，并演绎成为中国律师界一座营养丰饶的思想文库和精神家园，精彩纷呈地演奏着嘹亮悦耳的法治进行曲。在我看来，经过十年锤炼和磨砺，《律师文摘》已经羽翼渐丰，日臻完善，已不再只是单纯停留在律师群体中相互交流专业技能的内部学习刊物，而是在广大从事法律职业和爱好法律的社会人群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广义定位，成为弘扬法治、传播正义、探索真理、反思历史、针砭时弊、争鸣思想、启迪民智、教化社会、构筑公平的学术平台。毋庸置疑，这一不菲成绩来之不易，沁透着孙国栋等法律学人的心血和汗水，激情和睿智，赤诚和奉献，正可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呕心沥血之勤劳付出的丰硕回报。同时，在笔者的印象中，这当然也离不开江平、贺卫方、邓正来、梁定邦、季卫东、许章润、梁治平、何家弘、方流芳、应松年、袁曙宏、夏家骏、樊崇义、杨立新、陈兴良、刘仁文、皮艺军、姜明安、毕玉谦、陈瑞华、马怀德、谢晖、何兵、邱星美、杨玉圣、陈夏红、刘桂明等法律界思想宗师的殷切关怀和张思之、莫少平、李贵方、许兰亭、田文昌、徐家力、王振宇、钱卫清、李轩、王才亮、浦志强、斯伟江、罗琼等律师界精英的悉心指导，更离不开许多活跃在其他专业领域的名流贤达：像茅于轼、章立凡、秦功萧、张曙光、杜光、李锐、谢韬、展江、吴思、秦晖、盛洪、秋风、胡星斗、张耀杰、郭宇宽、曹思源、蔡定剑、王占阳、刘军宁、俞梅荪、赵国君、于建嵘、雷颐、丁东、李凡、傅国涌、袁伟时、王俊秀、周志兴、章诒和、陈丹青、徐友渔、崔卫平、程巢父、刘亚伟、朱伟一、毛喻原、刘耀堂、杨帆、张鸣、王康、野夫等当代思想家的智慧帮衬。俗话说的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正是这些当代名士和民权卫士的把脉、决策与扶植，为初生牛犊而又朝气蓬勃的《律师文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发展的路径。毕竟名师出高徒，姜还是老的辣。正如耳熟能详的至理名言所说：老马识途，高瞻远瞩。古往今来，无论是西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之于柏拉图《理想国》的师徒之谊的天长地久；还是东方“修齐治平，仁者爱人，内圣外王，仁者无敌。”的孟轲《孟子》之于孔子《论语》的孔孟之道的发扬光大；乃至近代学术界的开普勒之于哥白尼；牛顿之于伽利略；莱布尼兹之于笛卡儿；尼采之于叔本华；麦柯斯韦之于法拉第；爱因斯坦之于普朗克；谭嗣同之于王船山；梁启超之于黄宗羲；胡适之于杜威；霍金之于哈勃；钱学森之于冯卡门……。聪明的创新者懂得只有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之上，开启智慧之光，承前启后，皓首穷经，博采众长，知行合一，震古烁今，青出于蓝，继往开来，方能达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度。有鉴于此，自诩为自由思想者和历史研究者的笔者，殷切盼望《律师文摘》成为真理与良知的守望者，并在不远的将来真正耸峙成为律师界乃至法律界学术思想平台的不朽奇峰和夜航灯塔，以睿智的观点、犀利的争鸣、前瞻的探究、包容的心态、良善的品格、专业的涵养和卓越的思想引领无数精神困惑、思想迷茫的律师众生的前行轨迹和发展方向，以提升律师群体的修养境界和法治涵养，乃至凭借真知灼见的思想载入百年之后的中国法治史册，成为一流的历史文化思想经典汇编。正可谓《中庸》之所言：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

回首历史，痛定思痛。中国律师制度在史无前例的“反右”、“文革”荒诞的极左岁月里遭受了沉重的政治打压，可谓之不忍卒睹、全军覆灭的滑铁卢式的灭顶之灾，律师竟被妖魔化为“只替坏人说话”的牛鬼蛇神，在政治上享受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歧视待遇，这是何等黑暗阴霾、践踏人权的专制岁月。只是从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彭真、胡耀邦、习仲勋、薄一波、宋任穷、谭震林、黄克诚等自身人权饱受文革“无法无天”戕害之苦的政治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力行拨乱反正、倡导改革开放，并痛定思痛，本着纠正冤假错案的愿望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同身受，下决心重启“民主与法制”建设伊始，律师行业才开始从千疮百孔的一片废墟之中东山再起，重整旗鼓，乃至逐渐培植元气，时至今日刚刚发展了三十多年时间。有幸的是近十年来，新生的中国律师群体经过改革大潮的洗礼和冲击，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孕育之下，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在异常复杂的司法实践中顽强生长，艰辛复兴。借用社会贤达夏家骏教授在《昨天》文集第一卷的题目：“在崖缝中成长”来描述律师行业曾经遭遇的千辛万苦的生存空间十分贴切。固然，与权贵阶层相比较，律师群体尚属于弱势群体，但是，时代对于法治的呼唤愈来愈强烈，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实践证明，律师这个职业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与百姓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所以，律师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大势所趋，锐不可挡。有鉴于此，我们法律人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而应该理直气壮地宣扬：律师是法律的守护神，律师是人权的捍卫者，律师是法治的推动者，律师是民主的传播者，律师是政治的参与者，律师是真理的探索者。一言以蔽之，律师群体已逐渐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尤其是近十几年间，处于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迫在眉睫，公民精神和民主意识日益觉醒，社会矛盾和纠纷诉讼与日俱增，群体性事件和官民之冲突日趋激烈，拜金主义泛滥与权贵经济异常嚣张，社会风气堕落与人性之恶风靡，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由于自私狭隘的人性缺失，都陷入到利欲熏心的物质沼泽泥潭之中无法自拔。正可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这些纷纭复杂的外因的驱使和影响之下，律师作为社会系统的一分子，当然也不可能身处世外，独善其身。同时，律师的职业属性与社会定位也面临着重新的调整和诠释。总而言之，上述诸多繁芜庞杂的客观因素的综合发酵无疑使得律师行业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与空前的挑战。面对如此波诡云谲的严峻局面，主客观形势并不容过于乐观，可谓前途未卜，喜忧参半。敢问律师之路将向何处去？俨然成为每一个律师必须要直面的人生抉择，有些人为此而困惑彷徨，举足无措，乃至悲观迷茫，萎靡不振；有些人才高八斗，满腹经纶，愤世嫉俗、却又无能为力；有些人充满激情，却又缺乏理智，逞强好胜，有勇无谋；有些人志大才疏，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自我陶醉；有些人疾恶如仇，同情弱者，得罪权贵，遭遇打压；有些人利欲熏心，唯利是图，得过且过，沦为了金钱的奴隶；有些人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投机取巧，成为了权贵的附庸；有些人自甘堕落，不择手段，沆瀣一气，成为腐败的帮闲；还有一些人朝三暮四，醉生梦死，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迷失了思想的灵魂，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这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日子的人也大有人在；当然，在遭遇挫折之后，厌倦了争强好胜的“挑词架讼”和替当事人争权夺利的“打打杀杀”乃至为了打赢官司的“绞尽脑汁”，选择金盆洗手，急流勇退的隐逸归宿的高明智者亦不乏其人。以笔者为例，这些年来的律师生涯，历经挫折的沉重打击与失落的风风雨雨，亦曾遭遇专制之毒与人性之恶的双重伤害（既遭遇过高俅之奸佞邪恶的林教头，也遭遇过牛二之蛮不讲理的杨制使，还遭遇过黄文炳之阴险构陷的宋公明，类似他们三人的遭遇都曾经历过，可谓人生坎坷，心灵亦然伤痕累累。所以，对于公权力的肆意滥用与江湖恶人的阴险算计均深有感触，对于“制度之苛”与“人性之恶”均有深刻的体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专门谈到《水浒传》中的奸佞权臣高俅与市井无赖牛二在人性的本质上完全属于同类，只是二人的社会地位迥异有别罢了。所以，我只喜欢与恪守礼仪廉耻和秉持忠恕仁义之德的像孙国栋这样类型的良善之辈和谦谦君子为伍）。但是，即便是饱经沧桑，年逾四旬仍有不少困惑，正如《诗经》所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尤其是近年来，面对越来越看不明白的诡异时局和社会风气，尤其是人心的浮躁与肤浅，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乌托邦”思想卷土重来、甚嚣尘上，而点点滴滴的建设派和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却备受奚落与嘲讽。纵观历史，燃放一把通往地狱毁灭之门的熊熊烈火很容易，只在瞬间就能把一切污浊的旧世界化为乌有；但是建设一座精美绝伦的城池或者打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则谈何容易？尚须付出艰苦劳动乃至相当长的时日方能竣工。这说明破坏容易建设难，试以老北京的巍峨城墙为例，毛泽东一声令下，军民响应，不分昼夜，短短数年，即残墙断壁，丧失殆尽，令古都北京的雄伟气势大为减色，令梁思成等古文物专家痛心疾首，令我等文化爱好者扼腕不已。而一旦幡然醒悟，重新恢复，谈何容易，人力物力，耗资巨大，恢复原状，几无可能。坦率地讲，面对“人心不足蛇吞象”的社会危局，作为冷静理性的旁观者，我真有一种李白《行路难》诗中“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迷离怅惘感受，真不知道将来的人生之路究竟在何方？直面律师界的青黄不接和浑浑噩噩，真正的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德高望重的张思之大律师审时度势，满怀激情地大声疾呼：“律师要具有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四者统一于科学的使命和职业良心与社会正义之中。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这是何等振聋发聩的“警世钟”，反映出张思之大律师老骥伏枥、志存千里的豪迈精神和坚忍不拔、愈挫愈奋的骨鲠品格，亦被江平教授赞誉为“思之精神”。不过，毕竟像张思之这样思想睿智的卓越律师在现实社会里还是属于凤毛麟角，实在是珍贵稀缺资源。但是，面对沉闷乏味的萎靡局势，作为崇尚良知的法律人，我们能够一味地选择消极的沉默吗？何况我们天资尚且不算愚笨，一旦克服了弥漫在律师群体之中的悲观情绪之后，展望前途未卜的前景，在崭新的二十一世纪，在全球化的今朝，诸多艰巨复杂的历史课题正等待我们当代法律人去寻求破解之道。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毫不夸张地讲社会转型跳跃的时代脉搏与我们息息相关：社会正义的每一个细微的进步，让我们骄傲；转型期内簇生的棘手问题，令我们忧虑；制度变迁所遭遇的因循守旧，令我们无奈；世道人心的每况愈下，令我们疾首；人性恶化的颓败世风，令我们困惑；垄断权贵的骄奢淫逸，令我们愤懑；官僚阶层的挥霍无度，令我们震惊；弱势群体遭受的分配不公，令我们扼腕；尤其是司法领域发生的专横和腐败，令我们深受其害。面对纷纭复杂的变革局势，孤军奋战的我们特别需要思想的交融、理论的指导、观念的碰撞、历史的回音与境界的升华。当此紧要历史关头，立足民间立场，坚持从律师视角审视和解读现实问题，并且始终如一地“关注法治、关注民生、关注自由、关注民权、关注公平、关注正义”的《律师文摘》应运而生，秉持律法之公义精髓，责无旁贷地成为了广大律师在“思想闹饥荒”时期的宝贵精神食粮，每每读之如沐浴春风一般令人倍感亲切。有鉴于此，我们也强烈希望通过《律师文摘》的文字，客观记录历史转型的演绎历程，传递法律人思考和观察的影像，反映法律人困惑与痛苦的心路，承载法律人挣扎与奋斗的精神，弘扬法律人民主与法治的理念，讴歌法律人宽容与人道的善愿，从而真实地折射出当代法律人群体的职业特征和精神风貌。法界泰斗江平教授曾经语重心长的慨叹道：“律师兴则国家兴，只有律师制度发达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律师制度的成败关乎国家的兴亡。”江平教授这句充满哲理的话开宗明义，一语道破，论点精辟，匠心独具，值得世人深思，尤其需要引起执政者的关注与重视。毕竟，近六十年现实社会里践踏法治、泯灭人性的悲剧事件不胜枚举，因为“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和“权大于法”所酿成的冤假错案和司法悲剧屡见不鲜，发人深省。至今，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王佩英、曹海鑫、聂树斌和成千上万在历届政治运动和政策严打中被冤杀错杀的受害者的冤魂不散，那是一个缺乏律师辩护权的法治荒芜、政治高压的恐怖时代，成千上万的人稀里糊涂地死于非命，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勋彭德怀和林彪元帅也不能在“文革”中幸免遇难。据悉包括大文豪金庸的父亲和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父亲这等开明贤达的地方乡绅竟也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中不幸遇害殒命，二老均死于残酷无情的革命专制与阶级报复的暴民泄愤二者的联手谋杀，处决时还被冠以“反革命”、“反人民”的莫须有罪名。这与明末著名小说家《三言》的作者冯梦龙和《二拍》的作者凌蒙初二人先后蒙难惨死于明末清初的社会暴戾动乱之中的满清乱兵之手和农民军暴徒的屠刀之下的悲剧结局何其相似，他们虽然在国难当头之际毁家纾难，但是命运下场仍旧十分悲惨，都不幸成为了旧王朝的随葬牺牲品。这样“无法无天”的动荡不安之乱世甚至比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黑暗历史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以严刑峻法著称的法家之术治国，再严苛残酷，令人恐惧，但是社会还尚能维持着一个最基本的秩序底线，而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候则连这样一个最起码的秩序底线都有可能会被暴力运动的暴风骤雨所彻底打破，届时真是大厦将倾，人人自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现在，国内许多有钱人拼命向海外转移财产，官员们也争着把子女输送到海外安置移民。为什么呢？我分析这无疑是一种在当下国内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恐慌不安的心态在作祟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鞭挞疯狂，谴责专制，珍惜理性，弘扬法律，尤显法治昌明与人权保障对于扬善抑恶、趋利避害的重要意义，正如明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篇”一文中针对古代政治制度创设所倡言：有仁者出（笔者把原文的“人”改为“仁”），不以一己之利为利，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从而构建一个理想大同的清平世界，造福天下黎民百姓之福祉。放眼当今，寰宇之内，国家缺乏的正是这种有感召力的治国安邦的贤良之才俊，诺大的国家，若仅靠一个勤政爱民的温家宝总理和另一个敢讲真话的退休总理朱镕基似乎还远远不够，中国无疑需要更多的敢为天下先的有为之士，而且需要智勇绝伦，德才兼备，审时度势，深谙国情，并且具有比较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体恤众生疾苦的悲悯情怀，甘愿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正如青年鲁迅的一首言志诗所言：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回首往事，展望未来。《律师文摘》，十年奋斗，创业维艰，守成更难。孟子曾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总是充满了忧患意识。到了明末，以高攀龙、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虽已致仕还乡，远离庙堂之位，但是仍旧心忧大明社稷，立足民间学术立场，在无锡太湖之滨创立了东林书院，面对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天下危局，针砭时弊，指点江山，评议朝政，鞭挞阉党，发出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关心”的理性呐喊，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愫溢于言表。而明朝遗民顾炎武则在他的思想专著《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进一步阐发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微言大义。回到当代，同样秉持民间学术立场办刊的《律师文摘》作为与广大律师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良师益友，之所以能够从一棵孱弱的幼苗慢慢成长，生根发芽，十年树木，木秀于林，成为业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法治刊物，所倚靠的正是孙国栋等充满法治理想和精神追求的法律人十载寒暑、耕耘不辍的殚精竭虑和执著坚守，这一硕果的确来之不易。唐朝诗人贾岛《剑客》诗言：“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无疑，我相信寻求下一个十年新的突破更是《律师文摘》坚定的理念和承载的使命，对于未来《律师文摘》的前途命运，作为理事会成员中的一分子，我虽未曾具体“参政议政”，但是亦充满谨慎乐观的信心。同时，作为一名与国栋主编志同道合的法律同仁，我诚挚地希冀《律师文摘》继往开来，一路走好，在时代洪流的大风大浪里经受考验，千锤百炼，脱胎换骨，成就卓越。在此，我特自不量力、大言不惭地斗胆向《律师文摘》奉上我经过深思熟虑的“金玉良言”，誓愿与诸君共勉如下为人处世、安身立命之道：忠实恪守法律人的君子之道和公允之维。面对上苍，心存敬畏；面对众生，心存悲悯；面对法律，心存正义；面对社会，心存感念；面对是非，心存善恶；面对祖国，心存热爱；面对改革，心存希望；面对浮躁，心存理智；面对物欲，心存节制；面对贪婪，心存反省；面对专制，心存厌恶；面对暴戾，心存理性；面对贫弱，心存体恤；面对主义，心存警惕；面对问题，心存思量；面对挫折，心存乐观；面对成功，心存感恩。作为佛教的虔诚信仰者，敝人认为：唯有秉持仁爱，悲天悯人，心系苍生，义利并举，怀揣正义之善，反对专制之暴，修正制度之苛，抑制人性之恶，节制人心之贪，放弃阶级斗争，调和社会矛盾，追求良法善治，弘扬仁道主义，才能将中国转型时代的法治精神发扬光大，为未来中国的民主宪政的社会实践抒发理性的呐喊。同时，竭诚避免因改革共识的破裂而可能引发的族群之间的分裂与社会阶层之间的断裂的历史悲剧在中国社会重新上演。这样的毁灭性事件尤以近代国共内战的大悲剧最为剧烈，把中国人为的以“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相互贬损，相互撕裂，两拨精英之间互相戕害，展开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最终成王败寇，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至今无法弥合的历史伤痛，多少像张灵甫将军这样出类拔萃的知识精英葬身罹难于中国人自己相互残杀的内战烽火，这于国于民均属弊大于利。面对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与暴民相互博弈的历史传统，我们在倡导法治弘扬正义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地警惕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苛政与暴民，或者用现代法治术语说的再直白一点：公权力肆无忌惮的滥用与私权利没有节制的越界，这两者都是有害于社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的不义之举。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这绝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坚定地反对专制与苛政，旗帜鲜明地倡导宪政为先的政治理念，并坦诚要求政府减少苛捐杂税，更不要竭泽而渔、与民争利，政府理应关注民生，实施仁政，应该降低赋税，缩减财政，藏富于民，而不要导致官富民穷。同时，我们也要反思历史，警惕极端民粹主义的泛滥，其实像黄巢、洪秀全这样的暴民头子在千万颗人头落地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军政一体、政教合一的暴力政权也只是昙花一现的古代“塔利班组织”而已，这类由教主乾纲独断的“魔教化”造反组织，并不能真正造福于民众和国家，相反还会因为其暴力专制的独裁特征给天下百姓带来无穷无尽、兵连祸结的人道主义灾难，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战火之中颠沛流离，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鉴于此，崇尚理性的法律人更应该恪守客观公允的中庸之道，对于权贵垄断的苛政与民粹主义的喧嚣都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之心，绝不能让上述两种非理性的破坏性力量在中国社会的演绎过程之中再次成为相互碰撞的“中流砥柱”，必须把这两股不健康的极端势力隔离开来，使其彻底边缘化，否则任其做大将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生灵荼毒，贻害天下。我的学术挚友当代杰出思想家周舵先生（他推崇渐进民主轮）在这方面亦有独具匠心的研究成果，他对法俄毕其功于一役的“翻天覆地”的革命模式有着十分深刻的刨析和反思，所以，他撰写了一本《我是“反革命”》的论著。再次，我们不妨以明末清初的历史为例，那时候的中国就非常不幸地遭遇到一个这样“天崩地裂”类型的历史大悲剧，六朝古都开封的几十万无辜百姓在围城时被李自成所部掘开黄河滔天泛滥之大水活活淹死，四川黎民百姓的命运更为悲惨，竟几乎被丧尽天良的张献忠所部凶残变态的流寇屠杀殆尽，而随后的几十万扬州、嘉定百姓则惨遭野蛮清军的血腥屠城。公元1644年甲申前后，中原大地血雨腥风，满目疮痍，山河破碎，饿殍载道，哀鸿遍野，血流漂杵，最终竟导致了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移。设想我们一旦处在上述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混乱年代，虽饱读诗书但手无寸铁的法律人还能有个鸟用！仅凭三寸不烂之舌的本事也只得失业下岗，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敢去参加“杀人如麻”的“正义事业”成为“革命家”吗？我们毕竟不是军人，既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华盛顿，更不是袁世凯，做不了武夫干政的“伟大事件”来，到时候能够狼狈不堪地夹杂在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难民潮里逃荒，苟全性命于乱世就已经是上辈子积德烧高香的生命奇迹了，不信就看看抗战期间西南联大那群爱国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教授大人们吧，有哪个敢真正端起刺刀上战场去真刀真枪与日寇浴血拼杀？不都蛰居在西南边陲或者西北边塞之一隅，写写文章，发发牢骚而已，个别“自命清高”的左翼文人还时常以百般挑剔的眼光对艰苦卓绝地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指桑骂槐，刻意把战时政府歪曲描绘的如此这般“腐败与专制”的低能，无意之中竟帮了日本人和汪伪的大忙（甚至包括延安的“统战”工作也因此受益不浅），乃至成为煽动颠覆国民政府的“第五纵队”。难道倡导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宪法，以《六法全书》为法治基石，践行“军政、训政、宪政”三步骤依法治国的国民政府真的比腐朽没落、丧权辱国的清王朝还要腐败无能吗？正确答案肯定是：非也！可叹可怜的是这伙“唯恐天下不乱”的左翼激进文人只有到后来亲身经历“反右”与“文革”的痛苦煎熬之后才彻底地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货真价实的“专制与独裁”，可惜悔之晚矣，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侥幸从文革浩劫中解脱出来之后只能在晚年靠写一点态度暧昧的回忆文章含沙射影地对“毛共”文革极左路线发发牢骚而已，而从不肯为自己年轻时的极左激进政治主张坦诚忏悔，这样又如何能够得到历史和人民的宽恕呢？综上所述，惟有敬天法祖，以史为鉴，遏制专制，摒弃暴力，消弭仇恨，尊重秩序，倡导法治，惩恶扬善，保障自由，捍卫人权，反腐倡廉，抑制权贵，扶危济困，体恤贫弱，降低赋税，善待民生，法度适中，宽严相济，循序渐进，推行普选，弘扬仁爱，政通人和，方属华夏神州未来之宪政福音，才符合我们法律人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职业特征，也才符合当代法律人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总之，我们希望建设一个因缘和合，众生平等，良法善治，民风敦厚，人性向善，温良恭俭，精诚友爱，公平竞争，和谐共处的和睦社会。而不是一个贫富不均，阶级对立，居心叵测，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不择手段，恶性竞争，相互戕害的残酷博弈与野蛮斗争的畸形社会，那我们岂不是退回到钻燧取火、茹毛饮血的原始丛林时代（今人中的不少人已或多或少地被金钱异化为贪婪无度地掠夺物质享受的经济动物，物质水平高度发达，精神境界极度萎缩，甚至到了寡廉鲜耻的程度，从“郭美美事件”可以略见一斑。而人神共愤的“小悦悦”悲剧则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性之恶，甚至堕落到了“禽兽不如”的令人发指的地步）。

本文最后，鉴于今年是推翻清王朝腐朽没落帝制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这是一起真正具有“吊民伐罪、颠覆帝制”伟大意义的近代革命，完全有别于周而复始、恶性循坏的历朝历代之农民起义暴动，从而缔造出了亚洲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为了纪念辛亥百年，笔者援引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际倡导民主共和的名言警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认为在当下社会的语境之下，这种潮流，就是指民主宪政之路，就是指和平发展之路，就是指多元共荣之路，就是指宽仁博爱之路，就是指人权普适之路，就是指和谐共处之路。在此，我也满怀憧憬地诚挚祝愿《律师文摘》成为改革时代的弄潮儿群体中的佼佼者，恪守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知行合一的审慎态度和理性原则去改良制度、变革社会。在笔者心目中，胡适先生是近代史上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最为负责的真君子之一，另外一位当属北洋政府的首任司法总长、一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前两位大师可与之惺惺相惜的“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的陈寅恪和王国维并列民国时代最具学术品格和良知精神的知识分子，上述四位早已作古多年的大师无疑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学习和仿效的楷模。抚今追昔，历史上曾经涌现出多少位仁人志士，诸如谭嗣同、林觉民之辈，目睹积贫积弱的祖国，以公而忘私的精神投入到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行动中，为了中华国运之复兴鞠躬尽瘁、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正如当代诗人野夫先生的诗歌所描述的悲壮之举：山川何处走豪杰，弦管谁家奏太平。时值当下，忘记了是哪位哲人（我印象中好像是江平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句看似平淡但是却寓意深刻的话：法律人应该具有更大的使命感，而不应该只满足于做一名法律工匠。正是基于对中华民族无比挚爱的赤子之心，直面波诡云谲的社会转型，直面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直面泥沙俱下的理论学说，直面因循守旧的意识形态，直面利欲熏心的物欲横流，直面尔虞我诈的功利主义，直面利益集团的穷奢极欲，直面世态炎凉的人心不古，直面生存维艰的弱势群体，直面惩恶扬善的公平正义，直面善恶轮回的因果报应……，法律人理应自强不息，有所作为。发扬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在公民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永不气馁，誓不言败，虽然征程崎岖坎坷。同时，秉持法治理性之传统，力戒心浮气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通过认真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正义问题来逐渐实现人类社会所共同推崇的抽象正义的普适价值观。最终由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恪守“良知精神”竭诚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事业的良性发展锐意进取，薪火传承，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励精图治，文以载道，理性探索渐进式改良之路，仿效百年之前的“康梁”和“孙黄”那些雄才大略的改革家的创新精神，正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吾辈誓愿为了祖国的兴旺发达、和谐民主、长治久安与繁荣昌盛披肝沥胆、开拓进取，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经世济民，善莫大焉，造福众生，功德圆满。

张星水  2011年11月11日 敬书于紫竹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