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往昔与姚雪垠先生的交往故事（中集）

作者：张星水

     承接上集，随后，姚雪垠先生开始向我提出问题，他目光亲切，和颜悦色地说：“小张，你是学法律的研究生，也是我小说的热心读者，实事求是，只讲真话，你觉得我的《李自成》小说中刻画的众多人物，有哪些形象饱满，气质逼真，算是贴近历史原型的真实还原？又存在那些值得商榷的考量地方？”我没想到初次与姚雪垠先生交谈，这位享誉文坛、年届耄耋的大作家竟然能够放下架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向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讨教看法，令我一时语塞，有些不知所措，我不禁下意识地挠了挠头发，认真思忖了几十秒钟，语气谦卑的恭维说道：“姚老，近一年来，我手不释卷，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连续熬夜，潜心拜读了您老的鸿篇巨制《李自成》的前三卷，您老文笔洗练、洋洋洒洒、文采飞扬、妙笔生花、包罗万象、蔚为大观，您的皇皇巨著令我读后振聋发聩，荡气回肠……。”姚老打断我的发言，和蔼地说道“小张，我们一见如故，忘年之交，我这里不是作协的书评会，不用客套，只讲你的真实想法”。“好的，姚老，晚辈下面想斗胆说上几句不一定着调的话，毕竟晚辈才疏学浅，若是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您老不要见怪，多多包涵。”姚雪垠先生目光慈祥地点头说道：“小张，你只管大胆地说吧，只说真话，不要顾忌我的面子，我很乐意听到读者的反馈意见，尤其是你们这一代青年读者最真实的想法，对于我正在着手的第五卷创作也许会有所启发与裨益。”我被姚雪垠先生的谦逊与诚恳所打动，于是放下了忐忑的心情，随即滔滔不绝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姚老，首先我觉得您的小说中众多人物形象描写的十分逼真，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大明朝廷与关外清军方面的主要人物，譬如崇祯帝朱由检、周皇后、田贵妃、曹化淳、王承恩、杨嗣昌、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高起潜、祖大寿、曹变蛟、吴三桂、刘子政、左良玉、贺人龙、刘国能、秦良玉、福王朱常洵、吕维祺、皇太极、摄政王多尔衮、孝庄皇太后……等人物都写的非常出彩，不同人物性格迥异，没有千篇一律的脸谱化，更没有千人一面的雷同，每个人物的心理描写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写活了明末清初那段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鼎革时期特有的历史味道，每每读罢，掩卷长思，我都有一种身临其境，跃然纸上的真切感觉，他们这拨人中不乏运筹帷幄、文韬武略的帝王将相与封疆大吏，但是权势再高，权柄再大，也都有凡人的七情六欲与喜怒哀乐，也都有各自的性格特征与行事风格，姑且不谈历史功过与是非曲直，只谈人物的秉性，您的神来之笔，塑造了众多贴近真实人性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另外，农民军方面的关键人物诸如张献忠、罗汝才、刘宗敏、郝摇旗、田见秀、李过、高一功、袁宗第、张鼐、李双喜、刘体纯、黑虎星、尚炯医生（老神仙）、王长顺（老马夫）、牛金星、李岩、红娘子、宋献策、徐以显、吉珪、潘独螯、张可旺、李定国、白文选、王吉原……等众多人物形象也都刻画的真实贴切，栩栩如生。总而言之，我认为您对于小说人物的把握、捕捉、加工与塑造，体现出了深厚的文学功底与精湛的表现手法，人物的性格鲜明，形象饱满，活灵活现，酣畅淋漓，令人读罢信服。尤其是不同人群、不同阵营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剑拔弩张、电光火石、刀光剑影、金戈铁马、千里戎机、旌旗招展、鼓角峥嵘、气吞如虎，被您刻画描写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令我读后，仿佛亲临其境。但是，关键人物，却是有些……令人遗憾？”我刻意停顿了一下，欲言又止，略显支支吾吾的犹豫了几秒钟，不知道是否继续说下去，见到我的窘迫之态，姚雪垠先生面带鼓励的眼神冲我说道：“小张，刚才说得很好，不要停顿，径直说下去”。我看到姚老殷切的期待目光，于是鼓足勇气地接着说道：“姚老，恕晚辈直言，反而是本书中的第一主角闯王李自成还有他的妻子高桂英似乎被您老刻画的有些过于完美了吧，把他们这些草根出身的草莽英雄塑造成了为百姓谋福利的大英雄，尤其是李闯的思想觉悟被拔高到几乎完美无缺的高度，令我读后真的难以置信。唉，说句无意冒犯您老的心里话，也可能是晚辈愚钝，我不太相信明末社会里缺衣少食、朝不保夕、四处流荡、劫掠为生的农民军首领之中竟然凭空产生这样大公无私、心系苍生的大英雄，感觉不太真实，我认为李闯这种驿卒出身的人生阅历与草根素质似乎不太可能具备如此高尚的觉悟与境界。在您笔下，李闯率领的义军明显区别于其他枭雄（譬如张献忠与罗汝才）纪律败坏、骚扰百姓的流寇部队，李闯的老八队被您刻画成了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的救民于水火的仁义之师，刻意突出义军劫富济贫，开仓放赈的正面形象；却又刻意淡化义军攻城掠寨，残暴嗜杀的负面形象；这是典型的双标作法与选择性执法（法律术语）的主观倾向，而且与现存大量明清时期的稗官野史、地方志、私人日记（劫后余生的落难士绅的日志）所记载的历史真相存在不少出入，甚至存在明显相悖的硬伤之处。我认为，明末各股流动作战的农民军，不管是军纪相对严明的李自成的闯营老八队；还是军纪败坏、嗜杀成性的张献忠的大西营；抑或军纪松弛、骚扰百姓的罗汝才等人的队伍；姑且不论他们是否道德高尚还是品行低劣，不论他们是否善良仁义还是暴戾凶残，仅就当时他们所处的险恶的生存环境，他们也没有实际能力践行拯救黎民苍生的公共美德，毕竟他们既不经商，也不种田，除了劫掠以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正当的谋生渠道。一言以蔽之，古代社会的流寇组织不事耕作生产，没有建设自己稳固的根据地与赋税保障体系，对外只能依靠流动作战，劫掠地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下一座山寨之后，就洗劫一空，通过这种抢劫地方乡绅、地主富户的方法供应给养与粮草，而非朝廷发放军饷，地方供给粮草的官军，怎么可能做到秋毫无犯，保境安民呢？虽然后期李闯的大顺军曾经短暂地在河南境内提出过“均田免赋”的口号，但是那也只是一个为了争取饥民响应而炮制出来的难以真正兑现的空头支票而已，口惠而实不至，毕竟明朝末年万物萧条、民生凋敝的客观环境与李闯义军自身不事生产的组织特征根本就不具备实现上述经世济民的政策目标的物质条件啊。所以，摧城拔寨，劫掠财富，杀人越货，甚至屠城，就成为了明末流民军的生存常态，这一点是明末清初的稗官野史所涵盖的历史文献，譬如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谈迁的《国榷》、岳元声的《皇明资治通纪》、以及《皇明从信录》（陈建撰文、沈国元订补）……等诸多史料详实记载的客观史实，也是李闯、张献忠等人不容易洗白的历史污点，几百年后的今天，即使存在想为其隐恶扬善的明史研究者，面对铁证如山的血腥史实，也不太容易为其劫掠财产的杀戮行径翻案吧……。”我引经据典，振振有词，越说情绪越激动，嗓门开始升高，声音也变得亢奋尖锐起来，倏然间我意识到自己信口开河、口无遮拦，表述的观点太直白露骨了，可能会让现场听取我这个忠实读者意见的姚雪垠先生心生不悦与难堪。于是，我骤然停顿，下意识地瞅了姚老一眼，却发现他神态平静，心若止水，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异样的感觉，仍旧沉浸在认真倾听我的讲话的状态里。我此时心里倒感觉有一些忐忑不安，毕竟姚老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又是全国闻名的大作家，我这个资历浅薄的小字辈，在姚老面前口若悬河、大放厥词，显得有些唐突与失礼。于是，我的发言戛然而止，神情略显尴尬，故作谦卑地说道：“姚老，您是明史大家，刚才我说的也不尽然正确，只是我个人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可能有一些片面的理解，有失偏颇，不妥之处，敬请您老不吝赐教、指导斧正。”姚雪垠先生爽朗地笑道“小张，说实话，你刚才讲得很好嘛，我喜欢心底敞亮的人，不太喜欢逢人察言观色、世故圆滑、阿谀奉承，见人脸色下菜碟的市侩之徒，呵呵，人越老，越喜欢听年轻人讲真话啊。你刚才说的我对李自成、高桂英的人物刻画存在拔高与美化的问题，换个角度讲，也的确是一个值得商榷的中肯意见，这一点我是听的明白的，而且文学圈内对此观点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与争议，譬如我的南阳老乡二月河，你听说过吧，他对于我的立场批评与你刚才说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批评应该更为尖锐激烈一些吧。但是无妨，兼听则明，南宋大儒朱熹曾经谆谆教诲天下儒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实，我开始创作《李自成》的那个时代确实存在把英雄人物写的尽量完美无缺的创作倾向，隐恶扬善，人之常情；尽善尽美，世之常态。当然，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立场也要求我们作家要尽量讴歌劳动人民的美德，而非揭露底层群众的陋习，这也是创作者遵循辩证唯物史观的普世标准。毋庸置疑，放在当下语境的视角观察，过度美化英雄人物也是过去革命题材类型的历史小说千篇一律的创作手法，其中确实存在由于认知局限性导致的作品人物造型脸谱化的时代烙印。”说到这里，姚老稍微停顿了一下，眉头紧锁，若有所思，之后继续缓缓道来：“小张，我还告诉你一桩往事，吴晗（明史专家）过去曾经给我传递过同样的信息，希望我别把李自成这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写的太过完美，否则失真，而且吴晗建议我的《李自成》的篇幅不宜过长，写成上、中、下三卷就搁笔收官为宜。但是，我没有接受与采纳吴晗同志的忠告，而是坚持按照我自己对于历史研究的认知与见解去刻画小说的人物形象，毕竟小说创作不同于历史研究，史学研究需要史料考据，需要注明出处，需要翻遍史册，旁征博引，才能决定废立取舍、去伪存真，史论的学术规范要求研究者不能虚构杜撰，更不能篡改历史，有鉴于此等规矩，我才针对郭沫若先生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史学研究的严谨性始终保留着批评审视的看法；而历史小说是另外一码事，是作家针对历史故事的文学提炼、艺术加工与二度创作，允许虚构，允许杜撰，允许改编，甚至允许夹杂作家个人感情偏好的戏说成分，这或许也是我写作《李自成》时候所遵循的创作规律与书写章程，这一点也是我比较固执己见的创作立场；另外，这也是我这个特立独行的另类作家的毕生坚守的秉性与信条，多一字不改，少一字不写，宁折不弯，不畏人言。当然，作为历史题材的创作，有的时候，本身就存在着二难选择的困境，可谓文学创作的“二律背反”，勾勒人物形象，如果特征不够鲜明，可能显得单薄，小说人物也立不起来；反之亦然，如果一旦过于完美，的确会令读者产生一种失真的不适感觉，就像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周易八卦、能掐会算的半人半仙的胜算者形象，真可谓南阳卧龙，英明睿智，多谋善断，完美无缺，近似神人。所以，今人研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一定要参照西晋陈寿的正史《三国志》一起研读，才能分辨、甄别、区分历史的真相与虚构的写作之间的异同。”说到这里，姚雪垠先生停顿了一下，眉宇舒展，喟然长叹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是古训，是客观规律，也是人之常情，即使圣人，也无法违背的天理。所以，无论是谁，即使生前权倾朝野，富可敌国，死后终究也要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与检验，譬如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对于文景之治奉行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讨伐匈奴的历史事件的客观史评，就是一部难能可贵、令人折服的信史。”说到这里，姚老又停顿了一下，拿起玻璃茶几上的精致茶杯，呷了一口茶水，接着饶有兴致地说道：“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文学地位登峰造极，已经盖棺定论；至于我的《李自成》，百年之后，或许被人供奉，抑或毁誉参半，凭谁问？谁知道？天知晓？终究会留下些许遗憾吧。反正我这行将朽木的人是看不到将来的那么一天了，也许小张你们这一代年青人将来可以替我看到后世人的评价。”姚老喃喃自语，扼腕叹息，随后他仿佛陷入了沉思冥想，不再继续说话。我聆听了姚老真诚坦率、自我刨析、毫无掩饰、直抒心臆的话语之后，颇为感动，点头称是。为了避免沉默的尴尬，我故意岔开话题，笑着打着圆场说道：“听姚老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晚辈今天受益匪浅。您的学养深厚，高屋建瓴，您的《李自成》无疑是一部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长篇历史小说，想必将会彪炳文学史册。”姚老没有回应我的恭维之词，只是面色凝重地注视着客厅案牍上摆放着的一大摞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其中部分信函姚老显然已经拆封阅览）和搁置在他书案上的层层叠叠写满潦草笔记的一沓子信笺档案（显然都是姚老日积月累亲笔手抄的创作札记与写作心得等日常功课）。我感觉到姚老流露出的疲倦之意，毕竟年届八旬，每天又要熬夜写作，殚精竭虑，宵衣旰食，难免精力不济。我于是抬头看了一下客厅挂钟的钟表，指针已经赫然指向傍晚五点五十五分。此时，姚老客厅的窗明几净的玻璃窗外的天际线上，一轮夕阳，日薄西山，落日余晖，晚霞映照。不知不觉，我与姚老之间已经开诚布公、无拘无束地交谈了两个多钟头，出于礼貌，我随即起身告辞，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对于自己与姚老谈话之中的口无遮拦的唐突言辞略表歉意，并向姚老的亲切接待与答疑解惑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姚老从沙发上缓缓起身，和蔼地说道：“好的，小张，今天我们一见如故，开诚布公，都没有藏着掖着，聊了不少真东西，你很诚实，年轻人不世故，没有城府，我很开心，但是今天还没有完全聊通透，有些地方，还只是隔靴搔痒与隔山打牛，今后有空的时候，欢迎你再过来做客，下回若心情好的话，再接着摆龙门阵吧”。我向姚老鞠躬致谢，姚老执意亲自把我送到楼层的电梯口，目送我进了电梯，我躬身向姚老抱拳致谢，姚老颔首微笑与我挥手道别。我随即下了楼，在京城暮色苍穹的金色余晖的笼罩下，骑上自行车，从西城木樨地沿着绿树成荫、道路笔直的三里河路一路向北踏上回家的返程，朝着海淀白石桥的方向迎风骑行。此时，我的自行车仿佛化作一匹欢快的战马载着我一路狂飙、驰骋飞奔，我的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兴奋与无尽的喜悦。毕竟，这次与姚雪垠先生的历史会晤对于我这个明史爱好者而言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珍贵际遇，正所谓因缘殊胜，随喜功德。（未完待续）

星水道人2026年10月23日凌晨夜书于京畿燕山八达岭古长城遗址明代嘉靖驿道品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