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往昔与姚雪垠先生的交往故事（上集）

作者：张星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姚雪垠先生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已经出版发行了十几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的国内读者群体中可谓耳熟能详、风靡一时，无疑是那个时代长篇历史小说领域的鸿篇巨制与黄钟大吕。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还在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附近的京工附中（全称：北京理工大学附中）上初中，我常在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拿着母亲给我买的一台小型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由著名播音员曹灿先生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我聚精会神，听得出神，有的时候竟然忘记了上课的时间，导致下午上第一节课经常迟到课堂。后来，性格孤僻的我，常在放学之后的傍晚，独自骑车来到学校西北侧的车道沟附近的一片幽深僻静的松树林子散步闲逛，那里环境十分静谧，由于茂密的树林遮蔽了部分光亮，这一带在傍晚时分阴气显得较重，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人经过，我却意外发现了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洪承畴（1593年-1665年）的墓地遗址，原来就坐落在这一片树林之中，只是因为三百多年的光阴荏苒，岁月流觞，加之洪承畴投降清廷的贰臣身份，自然无人修缮与维护，他的墓地已经变得残垣断壁，荒芜破败，杂草丛生，满目疮痍，只剩下了一堆荒冢和散落四周的隐约可见的破砖烂瓦以及一些被荒草遮蔽的碎石瓦砾，倒真是符合曹雪芹《红楼梦》好了歌中吟诵“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末了”的凄凉景致。不过那时候的我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对于洪承畴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收听电台广播的姚雪垠先生的小说《李自成》中涉及到洪承畴的章回片段故事的文学描写，知道他曾经是一个与流寇打仗很厉害的明朝大臣，差一点就把李自成彻底剿灭，可谓文韬武略。后来又督师蓟辽，奉旨出关抵御清兵，在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山海关外爆发的松锦战役中败给了皇太极的八旗兵，洪承畴被清军俘虏，先绝食殉国未死，后又贪生怕死，遂剃发称臣，归降了清朝，享受了大学士的礼遇与殊荣。但是在他死后的一百年后，被文治武功的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列入《清史列传》中《贰臣传》篇，这可是清朝官方正史对于洪承畴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盖棺定论。

回归本文，上世纪八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曾经流行着这样一个段子，据说当时出版界的业内人士经常调侃道：姚雪垠一部《李自成》洛阳纸贵，新华书店，销售告罄，供不应求，印刷厂紧急加班，连夜赶印，竟然救活了一个经营不景气的出版社，这段坊间奇谈也成就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坛轶事与文史佳话，令人拍案，啧啧称奇。毋庸置疑，笔者也是亲历者之一，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风靡一时的文学畅销书。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笔者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不久，还只是一个不谙世事、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再次成为《李自成》小说的热心阅读者，记得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下午，我骑着自行车来到王府井新华书店，购买了十几本《李自成》第一卷到第三卷（中国青年出版社）全套小说，沉甸甸地装满了整个书包，我再骑车从东城区的王府井踏上回程之路，顺着东长安街一路西行，过了西长安街，到了木樨地，再一路向北顺着三里河路直奔京城西北方向的海淀区白石桥，这一趟远征购书，我费了老大的力气才将这一整套《李自成》用自行车驮回了家，那是我激情燃烧的岁月，唉，好汉不提当年勇。当时《李自成》第四卷已经成稿，但是还没有出版，而后来社会议论颇多的是第五卷，坊间也流传着一种说法：有些评论者说姚雪垠先生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逮，导致收官之作难产，导致《李自成》第五卷成为虎头蛇尾的“烂尾工程”。其实，直到我后来见到姚雪垠先生本人的时候才知晓其中的真实内情，那时候他已经创作完成了第四卷，只是正在修订排版之中；而第五卷却始终停留在腹稿构思阶段，主要是由于存在一些主客观原因，导致他迟迟没有动笔成稿，这是后话。回到当时，对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先生，我心中一直充满了好奇、崇拜与仰慕，抛开书中的价值观不谈（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同姚雪垠先生对于明末流民义军的拔高评价与溢美之词。不过，孔圣人曾经教导世人：君子和而不同。所以，我既尊重姚雪垠先生的创作，但也保留自己的不同观点，我始终认为：打家劫舍、流窜作战、不事生产、摧城拔寨的流民义军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对于社会重构的建设性），但是我认为姚雪垠先生的文史渊博、学养深厚，他的文学造诣的确出类拔萃，我认为他的《李自成》为读者展现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明末历史画卷，尤其是把明末社会的残酷战争描写的精彩纷呈，战马嘶鸣，惟妙惟肖，排兵布阵，活灵活现，硝烟弥漫，栩栩如生，刀光剑影、跃然纸上，令人读罢犹如身临其境，不寒而栗，扼腕叹息，庆幸自己幸亏没有降生在明末乱世的动荡时局，否则恐怕凶多吉少、性命堪忧。同时，他的《李自成》像一个观察窥视世界的万花筒一样逼真地向读者揭示了明末社会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王公贵胄、达官显贵、朝堂乱象、官场百态、文恬武嬉、将骄兵惰、三教九流、斗升小民、贩夫走卒、逃荒难民、流寇劫掠、土匪肆虐、官吏昏聩、末世心态。那时候的笔者，对于波诡云谲、风云际会的晚明历史的痴迷程度深入骨髓，而《李自成》刚好满足了我对于晚明社会的猎奇心与求知欲。每天晚上，我都喝着咖啡熬夜，窝在书屋斗室之中挑灯夜读《李自成》，经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简直达到了手不释卷、如痴如醉的疯癫境界。

正是在此历史前提与时代背景之下，笔者的心中萌生了慕名拜访姚雪垠先生并一探究竟的初衷。随后，经过在京城文化圈多方打探，天随人愿，机缘巧合，我终于幸运地获知了姚雪垠先生的家庭住址和座机电话（当时手机还没有在社会流行，只有个别做生意的老板腰里别着一个大哥大，显得特别的神气）。我按照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接听电话恰巧就是姚雪垠先生本人，我在电话里十分礼貌地向姚雪垠先生表示问候，并说出了希望登门拜访求教的唐突请求，姚雪垠先生在电话里仔细询问了我的姓名、职业与工作单位之后，知晓了我是法律专业的小年轻，随即爽快地说道，行，你星期天的下午三点后，若有空闲，过来聊吧，我正好也要向你咨询一些关于图书出版发行方面的法律政策。我听后欣喜若狂，连说：好的，好的，姚老，谢谢您啦，星期天下午见吧。当时，姚雪垠先生住在北京木樨地附近的一幢十几层的高层建筑（这座楼宇，面积很大，体积很宽，建筑群分为两幢，分别是20号与22号，对外统一称为“部长楼”），这是当时北京尚且为数不多的由中央财政出资建设的高层住宅，比邻西长安街，与当时著名的燕京饭店、长安商场和老资格的工会大楼以及复兴医院都是邻居，另外，它和我的父亲当时就职的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直线距离也不算远，其实在北京地图上看也就是一河（京密引水渠）之隔，附近一里开外的东南角还伫立着一座始建于唐朝的具有千年悠久历史的著名全真派道观白云观，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长春真人丘处机曾经在此修道。回到本文主题，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与姚雪垠先生在北京西城区木樨地的姚老寓所见面，而且是两年之内三次谋面，前两次拜访姚老，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第三次会晤姚老，我还特意叫上《法制日报》的万学忠记者（他是我法大的同窗学友，也是姚老的忠实粉丝）一起同往姚老宅邸参与会晤。抚今追昔，往事如烟，姚老早已于上世纪末驾鹤西去，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笔者三次拜会姚老，当面讨教，聆听教诲，至今回忆，姚老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言谈举止，倍感亲切，时过境迁，三十年后，依然让我感到心里温暖，随着姚老的作古，这段当年与姚老面对面交流的历史机缘，对于我这个痴迷明史的晚生后辈而言，愈发显得弥足珍贵。回首当年，彼时的姚雪垠先生已近耄耋之年，他早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而我当时只是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愣头青菜鸟。但是，心有灵犀，心诚则灵，加之那时候的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面对学术权威，只有尊重，没有敬畏。

回忆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按照与姚雪垠先生的电话约定，如约来到姚雪垠先生的家门口，按响了门铃，虽然心情激动，充满期待，但是却没有忐忑不安，也没有感觉到任何拘束。开门的是姚雪垠先生本尊，他亲自把我领到客厅，热情款待，亲切地称呼我：小张，请坐。随后，他走到茶几傍边，亲自给我泡上了一杯品茗上乘的浓茶（好像是信阳毛尖），打开壶盖，一缕青烟，浓郁清醇，香气四溢，扑鼻而来，品味过后，令人感到一丝清爽，顿觉心旷神怡。我端着茶杯，坐在姚雪垠寓所铺满地毯的客厅的沙发上，环视四周，但见厅内墙壁四周都是书橱立柜，摆满了各类古籍书刊与折叠记事卡片，在案头茶几上还摆放着一些纸墨笔砚与誊抄文案，另外还有几处案桌上摆放着一些陶瓷制品与造型精美的工艺品，其中有几尊明代花瓶、还有洛阳的唐三彩等瓷器文物，整个客厅的摆设显得古朴典雅，家具都是深棕色的颜色，透着沉稳大气的文化底蕴，显得十分的庄重考究。客厅的采光很好，是南北通透的大厅，旁边的几间独立的房间分别是姚雪垠的书房与卧室，我好奇地瞥了几眼，感觉他的书房里书籍堆砌，琳琅满目，整个氛围，雍容典雅，书香四溢。我注意到，在客厅走廊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相框，里面镶嵌的相片是姚雪垠先生的半身像，照片中的他眼色凝重，目视前方，仿佛若有所思。此外，我还注意到在书房与客厅之间的过道墙壁上挂着一幅带着玻璃框镶边的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无止境宅》，笔墨苍遒，显然是姚雪垠先生的亲笔手书。我与姚雪垠先生斜对面地坐在沙发上，但见他双目炯炯有神，目光如炬，头发灰白，但是坚毅地支棱着，俨然鲁迅先生的怒发冲冠的造型，他坐在沙发里，和蔼可亲，面带微笑，宾主寒暄之后，姚雪垠先生先与我闲聊了一会儿，他说多年以来他的作息规律黑白颠倒，他是白天拉着窗帘睡觉，深夜开着台灯写作，与常人的作息规律截然相反，他还诙谐地说自己的生物钟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紊乱的作息状态，希望我不要学习他“开夜车”的坏习惯。我听后笑道：姚老，您是大作家，生活习惯当然与众不同啦，所以您才能写出《李自成》这样大部头的鸿篇巨制啊，我就是想学习您，也学不会您的卓越能力啊！姚老听后，哈哈一笑，随后说道：小张，咱们言归正传，你有什么想法或问题，说说吧。之后，姚雪垠先生调整了一下坐姿，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我，等待我的发言与提问。我那时候刚刚从大学校园走向社会不久，血气方刚，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愣头青年龄，在姚雪垠这个大作家面前，既没有忐忑不安，也没有丝毫的怯场与紧张，更没有见到大作家后的谦卑之态。此时，我瞅了一眼客厅墙壁上的挂钟的钟表指针已经指向下午3点45分了，我寻思着开始进入正题吧。于是向姚雪垠先生提出了我对于明末历史的观点与疑问，希望这位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的大作家当面给我这个热心读者与忠实信徒答疑解惑，指点迷津。由于是有备而来，我事先倒是做足了功课，把我的问题都提前用铅笔一笔一划地写在了草纸上，我从书包里拿出草稿，并拿出铅笔准备记录姚老的解答，然后，我先开始向姚老连珠炮似得提问，随后的交谈主要就是围绕以下我草拟的一系列问题展开。

一、明末清初稗官野史里关于“明朝虽亡于崇祯但是实亡于万历”的史论观点，这个观点是否真实成立？换言之，崇祯帝朱由检的祖父万历帝朱翊钧是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懒惰怠政的昏君？如果是的话，又如何解释朝廷三次用兵分别取得局部战役军事胜利的万历三大征？都是天佑大明的侥幸成功吗？还是穷兵黩武的冒险主义？二、崇祯帝朱由检即位之初，渴望成为中兴之主，求治心切，乾纲独断，眼里揉不得沙子，先杀魏忠贤，后杀袁崇焕，这两次重大人事决策的“斩立决”，从后果上看，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毕竟，魏忠贤虽然贪腐擅权，但是他能替朝廷搞钱捞钱，解决财政危机与部队军饷难题，这一点似乎比那些空谈理学的东林党人要实用的多；而袁崇焕虽然独断专行，擅自议和且擅杀毛文龙，可他毕竟能够镇守辽东，稳定军心，加固边防，抵御清军；朝廷过早地清除他们，崇祯帝是否犯下昏招，酿成大错？三、李自成的起义军的历史局限性（流寇思维，摧城拔寨，扰乱绥靖，攻城略地，明火执仗，劫掠财产）为什么没有被小说《李自成》显著表现出来？而是被作者设置了一层滤镜，换言之，姚雪垠先生在创作李自成这个历史人物的小说里是否有意人为地拔高了李自成的历史形象，这种美化加工是否有悖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复杂特征？这一点，恕我直言，我的观点认为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对于主人公李自成的美化与拔高确实存在，而且在不少章节中还被表现的十分的显著，当然这是那个特定历史年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的通病，不单姚雪垠，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也都因为存在同类的写作手法（无限美化拔高小说中的主人公，把人写成了高大全式的完人）而被后世读者所诟病。古人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四、历史上，悲剧人物李岩与江湖侠女红娘子，是否确有其人？还只是野史传奇？五、吴三桂若早一点放弃山海关，率领关宁铁骑的精锐边军进京勤王，北京城在甲申之春还会被李自成的大顺军轻易攻占沦陷吗？换言之，以三万关宁铁骑的军事实力，能否在北京城下抵御十万大顺军的合围与进攻？六、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的对于明亡原因的观点是否符合真实的客观史实？史料考据是否严谨？文中的见解有没有主观倾向与偏颇之处？有没有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动机与目的？七、崇祯帝的性格缺陷（刚愎自用，猜忌多疑，优柔寡断）是否是明亡的关键原因？换言之，如果朱由检没有这些先天的性格缺陷（朱由检有一个令人悲悯的不幸童年，年幼丧母，又缺乏父爱），明朝是否会亡在他的执政期间？他是否还会成为末代之君？还是会成为他梦寐以求的励精图治的中兴之主？八、明朝末年的党争之烈（尤其天启、崇祯两朝的阉党与东林党以及齐楚浙党之间的攻讦与博弈以及相互之间尔虞我诈的争权夺利与拆台捣乱）是否是导致朝廷内耗乃至明朝覆灭的主要催化剂与加速器？九、甲申之变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夺取中原、饮马长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或者兼而有之？十、崇祯帝太子朱慈炯下落之谜？南京“冒牌太子案”风波与“北京真太子”被多尔衮杀害案的真相之间究竟孰是孰非？十一、李自成毙命于湖北九宫山之谜？证据是否充分确凿？遵循严谨缜密的逻辑推导，李自成的死亡结论可以盖棺定论乎？十二、南明朝廷弘光政权为何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短命过渡政权？而没有站稳江南富庶地区，从而统御划江而治的半壁江山？其中主要原因是清军强大无敌所致，还是南明朝廷党争内耗严重所致？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十三、明末三杰：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的跨时代的治学理念、学术思想与文史哲成就是否与他们所处的天崩地陷的明清鼎革的时代变迁的历史背景存在某种必然的因果关联性？换言之，他们是否因为受到外界变故的强烈刺激才矢志读书、发愤治学？还是他们原本就都属于百年难遇的不世出的天才？即使在四海升平的太平盛世也能够成为开宗立派的学术宗师？顺便说一句，长期以来，我一直是明末三杰的思想追随者与精神践行者。

一口气提完了上述问题之后，我开始煞有介事地总结道：总而言之，我认为历史真相总是迷雾重重，真伪难辨，虚虚实实，大相径庭；需要后来研究者剥丝抽茧，拨云见日，厘清真伪，还原真相。现在回想往事，笔者当年是何等的幼稚，竟然在一个文史泰斗、大作家姚雪垠先生面前言之凿凿，大言不惭，提出了这么多涉及明史的幼稚问题，岂不是关公门前耍大刀，鲁班门前弄大斧。唉，那时候的笔者，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鲁莽青年，在姚老面前，着实地上演了一出班门弄斧的滑稽戏。但是，姚雪垠先生听到我这些问题之后，不仅没有对我这个初出茅庐、涉世未深而又口无遮拦的小年轻表示出一丝的不悦与轻慢，反而脸上舒展开了心领神会的会意微笑，他缓慢地从沙发里向前倾了倾腰背，气定神闲，说道：小张，你听我讲……。姚老开始字斟句酌地回答起了我刚才的问题与疑惑。他的声音不大，慢条斯理，抑扬顿挫，仔细听，其中夹杂着一点河南方言，但是口音不重，基本上还算是河南普通话。他的耐心细致地答疑解惑，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既像是回答我的问题，也像是在认真回顾总结那段波诡云谲、烽火连天的明末动荡历史，姚老的状态是沉浸式的，仿佛忘记了坐在他旁边的听众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明史爱好者，反而把我当做了平等的对话主体，姚老具有代入感的话语，既睿智，又深沉，把现场的我直接植入到明末清初那段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战火纷飞、饿殍遍野、天崩地陷、革故鼎新的历史时空，令坐在旁边的我仿佛感觉穿越历史时空，身临其境之中，俨然沦落为一个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士人。（未完待续）

星水道人2026年10月16日夜书于京畿燕山八达岭古长城明代嘉靖驿道品石斋